石器代表着人类对工具的加工使用；陶器将泥土通过水与火，第一次合成了新物质；铜器、铁器为人类社会的飞跃发展带来曙光。相较而言，金银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贡献不强，然而金银以其稀有难得、绚丽灿烂的自然魅力，带着一种生命的灵性，始终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起着微妙作用，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黄金，在自然界中多以游离状态存在，可以直接获得。银在自然界中主要呈化合物状态，需掌握提炼技术。金银及其器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承担了货币、赋税、赏赐、贡奉等多种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波及语言词汇，如“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一刻千金”“惜墨如金”……可以说，黄金、白银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成为古代社会文化的微观镜像。
用于装饰，大约是黄金最初的功能。与夏代同时段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金环、银环，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首饰。到了商代，很多遗址和墓葬中发现金箔、金片、金叶、金丝，大多是黏附在棺椁、漆器、车马具上的饰品。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发现的黄金面具、纯金皮包卷的杖、四鸟绕日金饰件，有强烈的祭祀和崇拜意义。从制造技术上看，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金片极薄，厚仅0.01±0.001毫米，经过退火处理；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金面具等，采用了锤揲、剪切、刻划等多种手法，表明当时工匠对黄金的性能已很熟悉。
容器的出现是金银器发展中划时代的标志。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杯和器盖，形体大，花纹精细而复杂。春秋战国时，金银错、鎏金已是常用技术。进入汉代，金银器制造摆脱了主要作为附属装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金银器皿数量、种类增多，有盘、匜、碗、盆、盒、壶等，还有金灶模型、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金银印章、各种首饰。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刘胜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墓的金银器，是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现。
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外来的输入品增多。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的银盘、北魏城址的银长杯和银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的鎏金银壶，广东遂溪南朝窖藏的银碗等，都来自西亚或中亚。外来器物为中国金银器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唐时宫廷的奢华风格和官营管理成就了金银器的一个高峰，在陕西西安李静训墓、西安南郊何家村、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及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等都有大量精美的金银器出土，其造型、纹样常被其他材质的器物借鉴，引领时代风尚。
宋代以后，由于金银器原材料更加充足，器物产量增加，商品化和平民化倾向渐浓，批量生产使模式化、成套的器物纷纷出现。产品以崭新的风貌向两个相反方向发展：一个是更加华丽、精细，一个是趋于素朴、简洁。前者服务于贵族豪富，后者满足普罗大众。宋元金银器的造型和纹样发生明显改变，普通的碗、盏、杯、碟、盘、盒、瓶各有不同样式。有些器皿造型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纯洁、桃子象征长寿、梅兰竹菊象征君子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韵味，这是中国民俗艺术史上的新现象。
士大夫的审美影响了高档金银器产品的制造，诗情画意的场景、闲情雅致的意蕴经常体现在器物装饰图像上，并题有诗句，融诗书画为一体。仿古或复古风格的器物又是一个重要现象，通常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不仅有鼎、簋类的造型，还施有云纹、雷纹、饕餮纹等，精巧别致，古色古香。
明清金银器的用途更为广泛，渗透到宗庙建筑、宫廷装饰、冠服首饰、文房用具等方面，器物无固定模式，很多向纯艺术性、观赏性方向发展。明清金银器制作不仅更加精细，还常常与镶嵌工艺相结合，各种宝石镶嵌使器物更为奢华，还有以金掐丝填烧珐琅的新工艺出现。累丝工艺的作品堪称金银细工一绝，具有织物般柔软华丽的质感，显示出对金银材料特性更深刻的了解。
金银器质地上的可塑性和外观上的绚丽，使人们用物质材料表达精神生活的形式更加丰富，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礼仪、等级、技术、艺术、时尚、理想及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风貌与变迁。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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